话说“三十六、七十二、一零八”

如果说每一种语言中都各有一些神秘的数字，那么“三十六、七十二、一零八”可称得上是汉语中三个十分奇特而又神秘的相关成数，甚至已成特定的术语而被广泛运用，在汉语数词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在我国古籍中，“三十六”是个十分受青睐的成数，包括其十、百、千、万倍数，可谓屡见不鲜，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几例：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韩非子·五蠹》

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班固《西城赋》）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汉书·西域传》）

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后汉书·班超列传》）

前世仪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同上）

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魏书·释老志》）

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李白《元丹邱歌》）

此外，民间还有“三十六计”、“三十六行”（或“三百六十行”）、“三十六营”（明末农民起义军统称所编各部）等说。古代神话中还有雷将三十六员、蟠桃树共有三千六百株、闻一下人参果能活三百六十岁、海龙王的叉重三千六百斤、《西游记》第七十五回描写阴阳瓶之重“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得动”之说。

要特别注意的是，古称“三十六”大都为虚指，不过是约言其多而已。前人对此多有论述。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明确指出：“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以七十二行；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数而言。俗为之一一指定分配者，罔也。至三百六十行之称，则见于明田汝成《游览志馀》，谓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也。”明杂剧《白兔记·投军》中也有三百六十行之说。

不过，在古代“三十六”作实数也是有的。如秦代初置的三十六郡（秦代数以六为纪）应是实的，尽管史家对此三十六郡的具体区划尚有异议。再者，一些表时间、营造法式等数可能多为实数。更有趣的是，古时还有三十六属相，也非虚数，即以三十六种动物配十二地支，每年合三种，每天按“朝、昼、暮”各领一种，上应天星，下属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隋代萧吉所著《五行大义》有完整记载：子：朝为燕，昼为鼠，暮为伏翼（蝙蝠）；丑：牛、蟹、鳖；寅：狸、豹、虎；卯：猬、兔、貉；辰：龙、蛟、鱼；巳：蚯蚓、蛇；午：鹿、马、獐；未：羊、鹰、雁；申：猫、猿、猴；酉：雉、鸡、乌；戌：狗、狼、豺；亥……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三十六计”。此我国古代兵家谋略经典今已走向世界，被广泛用于比赛、经商等各个领域，可谓人人“耳熟”，但若细加追溯，就不一定个个“能详”了。据考，“三十六计”绝非出于一时、一地、一人，或一书。最早见之于文字，在《南史·王敬则传》：“檀公（道济）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宋代惠洪《冷斋夜话》卷九始改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最初所谓三十六计，并无确切内容，“三十六”亦非实指，大约借阴阳学说中六六之数以表诡计多端或者老谋深算。后人撷取先人智慧结晶，形成实指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可分为六套，每套六计。三套（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为处于优势之计，另三套（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为处于劣势之计。综观三十六计，集中了我国古代兵家的奇谋方略，在阳阳变理中反映了兵法中刚柔、奇正、进退、攻守等朴素辩证法思想。也许为了凑成“三十六”这一传统成数，在定名用词方面不免有所重复相似，因而实际多作虚指应用。

在三十六的倍数中“三百六十日”与“三万六千日”由于跟诗结下不解之缘，大大丰富了这一成数的文化学内蕴。唐寅《一年歌》：“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诗句通俗晓畅。戚继光《马上作》：“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表达了将军终年征战不息的军旅生涯。元曲《碎太平·挑担》：“麻绳是知己，扁担是相识，一年三百六十回，不曾闲一日。”写出了挑夫一年到头奔波劳累的生活。《红楼梦》中黛玉《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此句已成名言，叹喻无情的迫害无时无刻不存在。唐诗中更多见“三万六千日”，如：李白《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顷三百杯。”骆宾王《帝京篇》“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

作为“三十六”的整2倍，“七十二”及其十、百、千、万倍在古籍中亦不胜枚举，并常跟“三十六”对举连用，仅举数例如下：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奸（干）者七十二君。（《庄子·天运》）

乃刳龟，以卜，七十二钻而无遗。《庄子·外物》）

神农管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本草经》）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禅于梁父者，六十二代。（《续汉书·祭祀志》引《庄子》佚文）

古者封泰山封禅梁父者七十二人家。（《管子·封禅》）

此外，在古代诗词小说人文景观等方面还可举出大量被历代文人遣入笔端的“七十二”来。如：“七十二桥灯火乱”（王叔承），“七十二湾月明夜”（倪瓒），“七十二坟秋草遍”（陈恭尹），“七十二沽秋色满”（黄遵宪）。《封神演义》写姜尚七十二岁遇周文王，《三国志演义》称曹操死后设七十二疑冢以防后人掘墓，《水浒传》梁山英雄有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在一些元杂剧里也说到“三十六小伙，七十二大伙”及“三十六座宴楼台，七十二道深河港”等）。《西游记》猪八戒有三十六变而孙悟空则有七十二变。神话中的圣君尧，传说身高七十二寸，统治了七十二年。黄山有七十二峰，济南有七十二泉，天津有七十二沽，邺中有七十二坟，天坛祈年殿旁建有七十二间长廊，东岳庙两庑设七十二司，杭州灵隐寺曾建七十二殿，连古人写字结构也有七十二法……

“七十二”能如此风行，究竟代表、象征什么，闻一多认为“这问题意义重大”。据《周易》所载，在所有数字中，“三”为天数，“四”为地数，而“九”是天数的极数，“八”是地数的极数，“九”和“八”之积数“七十二”正好体现了“天地交泰”、“阴阳合德”，因而作为天地极数相积的“七十二”自然成为一个表示极多、极大的概数，并被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再进一步考释，《古微书》引《易坤灵图》：“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孔子家语·五帝篇》：“天有五行，水火金木上，分时化育，以成万物。”王肃注曰：“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据此，闻一多在《七十二》中的结论是：“原来‘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数，而这个数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来的一种术语。”“‘七十二’这数字流行的年历，便是五行思想发展的年历。这个数字之值得注意，正因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运动态的表征。”

但这还不能算最终找到了这一神秘数字的源头，“七十二”是“三十六”的倍数，“三十六”才是“七十二”的基础，只有寻找到“三十六”的起源，才能彻底解开这两个紧密相关的神秘数字之谜。对此，前述闻一多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已解开了半个谜底。在古代，天文历法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必备的主要知识之一，对人们的数量观念有极大影响，乃至跟宇宙观密切相关。因而不少古籍在记述“三十六”与“七十二”时，曾指出它们与天文历法有关，它们是历法中两个基本计算数字，是“天曲日术”然而，汉族始于夏代的以一年为十二个月、一月有三十天的阴历，仍然无法根本解开“三十六”与“七十二”的来历和奥秘。今天，随着学术界发现中国文明的源头可能就在滇、黔、川山区的彝族社会里，我们即可从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寻觅“三十六”和“七十二”的源头踪迹。科学家已论证，全世界的天文历法中，季节性最准确、每月日数整齐而最便于记忆的是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的彝族十月太阳历。该历以“十二兽”轮回纪日，三个轮回三十六天为一个月；三十个轮回即三百六十天为一年；“十二兽”轮回一次为一个节令，一年三十个节令；又用雌雄（阴阳）区分五行，将一年分为五季，一季分雌雄两个月，每季两个月正好是七十二天。这样，不仅使遍及中国朝野文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彝族十月太阳历密切相联，更为那两个渗透中国经史子集各个领域的神秘成数“三十六”和“七十二”找到了本源。倘回溯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道教“十部妙经合三十六卷”及“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皆跟彝族十月太阳历相合。这也跟汉文典籍所云“文起羲、炎”，即把中国文化（包括“三十六”、“七十二”等术数文化）的开创者归之于彝族远古先民伏羲、炎帝相一致。

“一零八”之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神秘的吉数，可说是“三十六”和“七十二”两数汇流的必然结果，同样体现了我国传统美学观和民族欣赏心理。如梁山一百零八将的组成，就反复强调来自“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水游·引首》宣称：“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宋江所作《念奴娇》中的“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也指“六六”三十六天罡，“八九”七十二地煞。“天罡”、“地煞”本是北斗丛星中一零八个星座名称，是道教信奉的星神。既然每个星座都有一个神，这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好汉就是一百零八个“神”了。由此，梁山起义英雄就神化成星宿下凡，借以表明起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也使“一零八”这一成数增添了神秘崇高的色彩，深受喜爱，广被沿用。

即使在《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巨著中，也有“一零八”的身影。过去认为《红楼梦》主要受《金瓶梅》的影响，现在从“一零八”这一数字文化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水浒传》对曹雪芹有更直接的影响。《水游传》成功地塑造了绿林好汉一百零八将，但却竭力贬低女流，这也许“激怒”了曹雪芹，促使他要写一部颂扬女性的作品来，写了一百零八位脂粉英杰，一贬“须眉浊物”。从《红楼梦》中正副九册、每册十二钗来看，“情榜”上正好也是一百零八位巾帼。且曹雪芹的全书原稿是一百零八回。这些不会是巧合，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数字的选择和运用是深具匠心的，可以说《红楼梦》伟大的思想、艺术价值，跟曹雪芹的数理观也是分不开的。